哆啦A梦”第一次出现在日本以外的地区，是在一本名为《儿童乐园》的香港杂志上。今天仍流行之“叮当”、“大雄”、“静宜”等中文译名，皆源于此。今年是《儿童乐园》创刊六十周年，这本杂志，承载着三代香港人的童年记忆。
1950年代初，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从大陆移居香港，栖身于钻石山的防空壕内。其中一位姓潘的年轻人，在教会负责刊物出版，与罗冠樵相识。
罗冠樵，191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1938年毕业于广州市立美术馆专科学校，1947年移居香港，在广告公司任职。与这些学生熟识后，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现在写历史连环图的人很多，小孩看了也不忍释手，但内容很市井，我觉得不是很好。不知道可不可以弄一本比较有方针、有社会意义的刊物。”
双方一拍即合。一周后，这群学生在钻石山附近租借办公场所，成立友联出版社，着手创办《儿童乐园》、《中国学生周报》、《祖国周刊》等面向不同年龄层的刊物，邀请罗冠樵出任《儿童乐园》主编。
罗冠樵开出一个条件：作为一本给孩子看的读物，《儿童乐园》绝不涉足政治。“总之我无党无派，不可以干涉我的编辑方向。我不代表任何东西，我代表中国人，本着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来做《儿童乐园》，灌输一些中国文化给中国小孩而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处于两大意识形态的对峙之下，如香港学者郑树森所言，其文化空间“成为冷战年代里国共两大阵营及个别外国势力在香港努力争夺和意图占领的（地盘）”。少儿刊物亦受此影响，与《儿童乐园》相对的，是1959年由左派人士出资创办的《小朋友画报》。
友联出版社接受了罗冠樵的条件，将编辑自主权交到他手上。1953年1月16日，《儿童乐园》半月刊正式出版，此后四十一年，始终奉行“为儿童带来欢乐”的办刊方针。
《儿童乐园》创刊首期发行8000多本，对于香港当时的200多万人口来说，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那个年代，大陆移居香港者数以十万计，儿童数量也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社会对儿童读物需求甚殷。
《儿童乐园》是香港第一本全彩印刷的儿童刊物，每期封面由罗冠樵亲笔绘制，多为面色红润、喜笑颜开的男童女童，或在海边嬉戏，或在天台赏月，或在田野玩耍，笔触细腻，色彩鲜艳，温馨而充满童真。
现实却并非如此。香港网友“西环的黄金岁月”追忆《儿童乐园》往事时，写道：
那年头，我们的居住以及周遭的环境都颇为恶劣，甚至可说是杂乱无章的。那些住在木屋区，或者一家五口一张床的小朋友更不用说了。对比之下，《儿童乐园》的封面与封底图画所呈现的世界是光洁明亮的，画中的小孩子活得既健康又开心……恰好为我们灰蒙蒙的生活燃点了希望。
当时的香港经济萧条，国共内战时期涌入的大量难民，居住在以铁皮和木板搭建的屋棚内，俗称“木屋”（寮屋）。1953年，《儿童乐园》创刊当年的圣诞夜，深水埗发生寮屋区大火，五万灾民无家可归，香港政府始建徙置大厦。无资格入住者，蜗居在“唐楼”以木板分隔的板间房中，一家七口共睡一张床。
对于这些生活在困苦之中的孩子来说，《儿童乐园》名副其实。早期的《儿童乐园》定价数角，于普通家庭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很多孩子只能在图书馆、理发店或小童群益会等场所，翻阅已被前人翻得残缺不全的杂志。那时，能拥有一本属于自己的《儿童乐园》，是不少香港孩子的生日愿望。
《儿童乐园》的每一张图、每一个字，均由画家和书法家一笔一划手工绘制、书写而成。资料收集、故事构思、文字撰写、绘画上色、校对，由两三人包办，工作量可想而知。
《儿童乐园》第一任社长阎起白，在前日本殖民地旅顺长大，第一语言为日语，深知日本儿童文学之发达。他为杂志社订阅了日本小学馆出版的系列儿童刊物，成为《儿童乐园》的素材库之一。 1969年12月，《哆啦A梦》在日本小学馆的多本杂志上开始连载。时任《儿童乐园》社长的张浚华读后，决定将其翻译为中文，“希望中国的小孩子都看得到”。
由于书的开本不同，原作中的所有图画均须重绘。“靠一个嫁给香港人的日本人太太翻译，又增聘了三个画家重新绘画”。他们对原作的部分内容作了本土化加工，例如，和服被改为唐装，日本的风俗习惯被改为中国的风俗习惯，对话中还加入了不少广东话。
人物名称也非直译，而是贴近香港人的称谓。“哆啦A梦”被译为“叮当”，“野比伸太”被译为“大雄”，“源静香”被译为“静宜”，“骨川胫夫”、“刚田武”依其外貌特征，被分别命名为“牙擦仔”和“肥仔”。时至今日，这些中文译名仍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
1973年，《儿童乐园》杂志刊载《叮当》后，在香港掀起一股“叮当”热；1976年发行的单行本，每册销量五六万，与鼎盛时期的《儿童乐园》并驾齐驱。
不过，《儿童乐园》的招牌明星却并非“叮当”，而是罗冠樵笔下的漫画人物“小圆圆”。
“小圆圆”的雏型在创刊之初即已拟定，这个名字由后来出任友联出版社秘书长的北大学生“燕归来”提议。罗冠樵觉得，“小圆圆”三个字无论北方人还是广东人来念，都很好听，而且易记，便采纳了。
小圆圆被塑造为一个聪慧乖巧的女孩，小胖则单纯可爱，后来又陆续添加了毛毛、玲玲、黄聪等小伙伴。为积累素材，罗冠樵平时留心观察身边孩童的一言一行，记在小本子上。
罗冠樵为小圆圆创作的数百个漫画故事，质朴亲切，既有家长里短的琐事，也有放船仔、放风筝、溜冰等趣事，以及帮助同学、孝敬父母、爱心募捐等德育小故事。部分内容，折射出那个年代香港的社会问题，例如1950年代“木屋区火灾”、1960年代因水荒而“制水”、1970年代推广清洁运动的“垃圾虫”。
清明时节，小圆圆一家为什么不去扫墓？罗冠樵写道：因为他们的长辈葬在很远的祖国，父母不能回去。
小圆圆很快成为香港孩子心目中的偶像。有一期提到小丽生病了，小胖打电话去问候。随手编造的电话号码，被孩子们信以为真，纷纷拨打。没想到这个号码真实存在，是一位小学老师的。那段时间，老师每天都会接到小朋友打过来的电话：“喂！是小丽吗？”
杂志社知晓后，刊登声明，呼吁小朋友不要再打电话过去，并赠送一年免费杂志给这位老师，以示歉意。
“没有看《儿童乐园》很久了，这次是航头推荐的。他说：全本书最好看的是《叮当》……其实最好看的不是《叮当》，一些翻译的童话，因为非常温柔浪漫，译得又清楚明了，更有趣。”香港女作家亦舒在专栏“舒服集”的一篇随笔中写道。
年逾六旬的亦舒初次接触古希腊神话，也是在《儿童乐园》上。“简单透明的文字，配美丽精致的七彩插图，《儿童乐园》的故事使原著失色乏味”。
除了成语故事、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等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栏目，以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古典名著的改编外，《儿童乐园》还绘制过不少欧美的经典童话与名人故事，例如《苦儿流浪记》、《爱丽丝梦游仙境》、《居里夫人》、《爱迪生》等。
1970年代，在社长张浚华的策划下，《儿童乐园》翻译重绘了一批当代欧美知名儿童插画家的作品，汉斯·奥古斯特·雷伊的《食虫草张口儿》，菲利普·迪·伊斯特曼的《萤火虫闪闪》，莫里斯·桑达克的《我是犽猢》。据统计，《儿童乐园》出版的国外儿童插画故事已逾千部。
为此付出的，是每天超负荷的工作，夜间还要接外稿赚外快才能养家糊口。正是因为有了罗冠樵、郭礼明和李成法这些有才华而不计回报的“无名英雄”，那个年代的香港儿童，才得以拥有如此丰富的精神食粮。
《叮当》随《儿童乐园》风靡香港后，青文出版社决定将其引入台湾。为区别于港版，青文出版社的编辑在“叮当”前面加了个“小”字，改名为“小叮当”。其他译名也作了相应调整，“静宜”改为“宜静”，“牙擦仔”改为“阿福”，“肥仔”改为“武钢健”，而“大雄”还是“大雄”。
台湾版《小叮当》每月出版两本，共发行了230本。期间，青文出版社组织漫画家创作一系列衍生故事，包括《大雄与精灵世界》等长篇。
此时，在香港，一群精通日语的漫画爱好者，声称获得日本方面的正式授权。他们以“海豹丛书”的名义出版日本漫画，每册90页左右，封底以中英文标注版权。《叮当》是“海豹丛书”的主打系列，但期数与日文版并不对应，纸质与包装也谈不上精美。
1990年代初，香港与台湾政府严厉打击盗版，翻版漫画自此绝迹。之后，玉郎漫画（后改名“文化传信”）获得《叮当》在香港的代理权，大然文化获得《小叮当》在台湾的代理权。
1996年9月21日，藤子·F·不二雄病逝。去世前，他留下遗愿：“希望亚洲地区统一改以日本音译，使每个不同地方的读者只要一听就知道在讲同一个人物。”于是，自1997年起，香港和台湾两地出版的《叮当》一律改名为《哆啦A梦》。
